当去回忆清律这三年时，我竟然一刹那难以回忆起有什么特别值得纪念的时间节点，第一个从脑海中蹦出来的，反而是这段视频。

这是2020年1月18日，清律最后一次全员团建，在泰国乘船出海夜间返航的拍摄。第二天清律全员乘机回到北京，得知疫情开始的消息，从此，就是在不确定的秩序中生存和发展的三年。

仔细想想，这三年清律其实是有颇值得回念的里程碑事件的：在疫情和防控的夹缝中，持续推进了稳定的战略布局和文化要求、完成了三地办公室的布局、吸引了十数位行业年轻俊杰加入、在一些原本不能企及的领域有了业务累积、开启了清律管理层从八零后到九零后的转变、三年来在不追逐商业转化的情况下竟然也完成了业绩的翻番、2022年在行业一片愁云惨淡的情况下营收维持了同比持平甚至略有小增，等等。

但这些里程碑事件，着实只有清律的主办律师们自己知道，或者说可能也许只有清律的管理侧在意和了解它们的价值，知道在这三年因为各种原因而带来的额外「增量不确定性」伴随下，依然保持战略稳定、人员稳定、业务稳定的不易。

不过，不易可能只是不易者的不易，他人其实并不在意——就如我正得意于行业内交流时其他管理者们对清律巧妙地回避掉了行业内的很多顽症的赞美和羡慕，但却在所内交流中听到“清律是不是在解决一些别人其实没有的问题（并引以为傲）”的匿名观点。这个话题我很有兴趣也有很多想法，但并不想在这篇文章中展开，而且联想到似乎也有类似的社会问题的视角，例如“三年抗疫的艰辛是不是在解决一些本来不存在的问题”。相较于总结过去，我更在意的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疫情防控结束后，你要做什么？

这个问题是11月初，防控措施如火如荼时，与一个友人酒吧闲聊被问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毫无端倪的情况下有这个问题，但我着实被问得一愣，以至于一晚上都在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到现在我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没有答案的原因，是虽然都知道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但似乎也磨炼出了夹缝中生存的技巧和方式，乃至于新冠时代之前的记忆和技能仿佛都已经淡忘了，猛然被问到如果夹缝的两壁不再存在，本来应如何生存时，反而一时想不起来要干什么。

当时我认为我还能思考到2023年的4、5月份，没想到，文首的那则公告直接让进度条拉到了剧终。

虽然暂时还没有答案，但思考也并不是没有结果。在这三年的夹缝中，几乎所有人都被摁在一个较低的行为尺度下（特定行业特定圈层不在讨论范围），即便有千般主意万种打算，疫情防控面前均被一视同仁。虽然具体的工作依然可以在线远程处理，但产生具体工作的交流，或者说需求的产生、合作的契机乃至于务虚一些的思想碰撞，人类作为一个生活在三维世界的生灵，却还是需要进行不那么目标明确的、混沌的线下信息交互，从而产生灵感和动力来源。

这种较低的行为尺度其实是一定程度上拉平了竞争者之间的差异，在我看来，至少在律师行业里，甚至是给了原本的弱势竞争者更多的机会，例如显而易见的刑事业务的本地化就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观察视角——因为外地律师会见不便。

那对于曾经极度弱小，现在尚可一观的清律而言，2023年意味着什么？

我还在想，但我认为它一定不意味着维持这三年的样子。

清律需要，而且必将勇于“制造别人不存在的问题”，正如乔治·史蒂芬逊也制造了一个和马车相比麻烦重重、问题不断，不能随地吃草就能跑、还得先铺轨道才能动的新东西“火车”一样。如果习惯于解决旧秩序的既有问题，新的生产方式如何才能产生？

改变也许不一定会成功，但如果没有改变，那一定会落后，会泯然。

2023年，清律要开始律所管理架构区域治理的探索，并解决它产生的新问题。
2023年，清律要推进非本地化的专业部门建设，并解决它产生的新问题。
2023年，清律要引入更多的90后管理元素，并解决它产生的新问题。
2023年，清律要在悲观经济预期的同时，在资源及其有限的情况下，完成律务中台的职能重塑，并解决它产生的新问题。
毕竟，律师的专业，不就是解决问题（以及制造问题）的么？

上一个坊间戏言 “成功解决了别的律所不存在的问题”的同行机构，虽然背着这个嘲讽，但它开创性系统性地做成了行业内特定模式的典范的成功，让我期待清律也能“成功解决别的律所不存在的问题”，以及很荣幸能在小范围内被与它相提并论。

过往，清律也要念的，但将来，清律确实无惧。